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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自己的履职经历，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朵云轩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旗用了两个词来概括——“国之大者”和“民之所盼 ”。

一方面是在专业领域与界别委员和业内同行交流 、调研 ，梳理阻碍行业发展的问题，形成建设性意见；另一方面
，则是要倾听民意，通过细致调研来为群众发声 。

交流
、调研、修改 、再调研
、不断打磨……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 ，朱旗撰写了多份提案
，从出版行业和艺术品交易的痛点，到为心智障碍人群兜底等 ，都是这样一份份磨出来的
。

“只有调研得更充分
，才能更准确地捕捉到痛点，进而推动相关部门更高效地解决问题。”朱旗说 ，作为政协委员
，必须诚恳、真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履职 ，才能真正为群众作些贡献 。

今年上海两会
，朱旗在进行大会发言

辞书编纂，要培养好“接力
”选手

今年两会 ，朱旗注意到辞书编纂后继乏人这个问题
。“有人问我，现在都AI了
，你怎么还关心这个？”朱旗回答对方，AI要通过算法重构语料 ，那语料从哪里来？辞书就是大语言模型最重要最可靠的知识来源
，关系着内容输出的质量。

作为人类文明积淀的重要实践，辞书为每个时代的求知者提供了“标准答案 ” 。从东汉时期许慎编《说文解字》 ，到当代的《辞海》《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
，我国有着2000多年的编纂辞书的历史
。如今，辞书却陷入了编纂困难的窘境。

“2015年《辞海》第七版启动编纂时 ，分科主编有近150位
，60岁以下的仅38人 。辞书的编纂是最严谨的学术传承，钱学森 、李四光等也都曾参加《辞海》1979年版的编纂工作
。但现在年轻在职的学者参与热情并不高 ，这是为什么？
”朱旗了解到
，很多科研工作者深知辞书编纂的重要意义，但因为这是集体项目 ，在院校的考核和职称评定中不能算作个人学术成果，所以严重影响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

各版《辞海》

今年初
，《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面世 。厚厚两大册，字数由240万字增加至400余万字 ，对季羡林版《敦煌学大辞典》进行了全面修订和系统增补
，这是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学术时刻。“学术进步就像一场接力赛，后者总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朱旗说 ，作者队伍建设是关系到辞书编纂事业发展的大事。

所以
，在经过调研后，他准备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建议 ，希望相关部门可以成立联合工作组
，对各家出版社正在推进或筹备中的辞书编纂项目开展调研，并进行综合评估 。对于重点辞书出版项目 ，制定科学方法
，量化集体项目中的个人贡献，并在职称评定、工作考核中予以认定 ，从而吸引更多年轻学者加入这项事业
。

文化市场，循环畅通才能繁荣向好

作为资深出版人
，朱旗先后在上海教育出版社
、北京世纪文景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单位工作。多年的从业经历，给了他不断提出真问题的内部视角 。

图书价格立法 ，是他呼吁了多年的问题
。根据最新统计
，2024年线上渠道图书销售占据我国市场总份额的86%。平台为争取流量不断压低书价，出版社为了生存只能抬高书价 ，书籍就陷入了“定价高
，打折狠 ”的怪圈 。

“一本实际价值50元的书，先被提价到100元 ，再打折
，以50元的价格卖出
。
”朱旗说，这种做法让读者对书价的认知发生了偏差 ，很多读者早已不习惯原价购买书籍
，很多新书刚上架就要打折，“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谁也没有得到实惠 ，损害的是图书行业的公信力。”

为此，他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就建议加快推动图书价格立法
，扭转这一乱象 。相关建议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注
。“平台现在越来越强势，不仅要求出版社对图书打折出售 ，还会干预出版内容
，这有可能影响内容行业的价值导向。 ”朱旗说，他在很多场合都不断呼吁 ，图书是特殊商品
，出版需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

呼吁减免回流文物艺术品进口税

125岁的朵云轩是沪上艺术品行业的代表性企业，对于制约艺术品行业发展的瓶颈 ，朱旗也有直观的感受。

他提到
，自1840年以来，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世界各地 ，其中
，海外民间收藏的数量是馆藏的10倍
。“拍卖和私洽是推动海外文物回流的主要方式，但是文物入境的综合税负过高 ，成了阻碍文物回流的主要障碍之一。
”朱旗举例，有藏家在海外买到两册《永乐大典》
，花了将近7000万元，但入关要交近千万关税 ，所以这两本书至今还在保税状态 。

20世纪60年代
，朵云轩画廊交易现场

2024年朵云轩青艺展暨青拍会现场

“其实，这就相当于文物还是没有回国 ，市场依然在海外
。所以我在两会上提了建议
，应该减免回流文物艺术品进口税。”朱旗认为，流散文物回流 ，是我国的失散物回归
，并不是进口外国商品 。上海现在在打造全球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就必须重视流通活跃度
。

在他看来 ，文物的回归
，除了关系到民族情感之外，还能有效促进国内文物艺术品市场的繁荣。“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 ，凡是回到国土的文物，就不能再出关了 。所以回流文物以后都只能在国内交易
，每交易一次就会产生新的税源，何乐不为呢？ ”

深入基层 ，细致调研
，寻求解题之道，是朱旗的工作习惯 ，也被他视为委员的责任
，“为国履职 、为民尽责，我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
”

【记者手记】

在文化领域深耕了二十多年
，朱旗对文字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敏感。采访中他提到，现在很多论文
、报告还有新闻稿件中 ，都带着“AI味”
，从语句风格里，他一眼就能看出用的是哪款产品 。

科技飞速发展 ，保持高度关注的同时，他更在意的是那些更底层、更基石性的存在
。比如辞书的编纂
，书籍的内容，还有文物的价值等等。当算法可以迅速生成百万字的“著作 ” ，辞书编纂团队仍在为一个词条的释义召开三天论证会；当数字藏品在链上数度流转
，敦煌研究院的修复师还在用自制鹅毛管一点一滴填补壁画的裂隙 。

或许，技术迭代迅猛的同时 ，也需要这样的“慢功夫”来守护文明的坐标。如朱旗所说
，专业积累和甄别能力，以及实打实的调研 、面对面的交流 ，都是最无法被替代的“人的温度
”
。